别因“工匠精神”的浪漫 掩盖“工匠制度”的缺失

“工匠精神”之所以没办法实现，因为它是“德”，而不是“才”。“德”这个东西，只能主观理解，却不能客观判断，你以“德”为标准，而不是“才”为标准，最终的结果一定是，谁跟媒体关系好，谁跟地方政府关系好，谁就有工匠精神。

       今天打算聊聊一个最近因为上了李克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而变得很时髦的词——“工匠精神”。

　　咱们先看看这个词是啥意思：工匠精神，是指工匠对自己的产品精雕细刻，精益求精的精神理念。

　　具体点来说，就是工匠们不断雕琢自己的产品，不断改善自己的工艺，享受着产品在双手中升华的过程。工匠们对细节有很高要求，追求完美和极致，对精品有着执着的坚持和追求，把品质从99%提高到99.99%，其利虽微，却长久造福于世。

　　好了，说完了，这东西就这么简单。

　　不像工业4.0那么复杂，也不像大数据那么云里雾里。而这么简单个概念之所以在中国会这么火，原因更简单，连总理都不得不承认，咱们没这个东西。

　　关于为什么德国人日本人有工匠精神，而我们中国人没有，各种学者众说纷纭，最后其实就一个结论：人家日耳曼人就是牛，民族性就是严谨，人家精神境界就是高。

　　这看起来好像说得通，但是仔细研究一下历史，发现有点问题，东德也是日耳曼人啊！东德经济崩溃的最重要原因，就是产品质量差，失去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市场后，经受不住西方的竞争。难道这日耳曼人的工匠精神难道还是按村东头村西头分的吗？

       所以我觉得这事逻辑上不通，你要说是什么神奇的高新技术，咱们脑子笨，缺心眼，研发不出来也就算了。可是“工匠精神”，就这么一句话的事，咱们怎么就能做不到呢？

　　其实在过去的三十年里，我们并不是做不到，而是不能这么做。

　　因为我们面临着三个非常独特的现实状况。

　　第一个，就是中国跑得实在太快了。

　　我的老师说他年轻的时候，一个同学家里因为是干部，从德国弄到了一台冰箱。他去做客，对着那个冰箱愣了半个小时，心想这辈子要是能有一台冰箱，此生无憾了。而今天，如果你再因为自己家里有台冰箱就去炫耀，恐怕我们都要去精神病院看你了。

　　这是过去的这三十多年来，中国急速奔跑的一个缩影。短短三十年中，我们有106家企业从零开始，挤进了世界500强，我们从供应短缺到产能过剩，我们眼看着自己从吃糠咽菜到健身减肥，这个速度和规模，难以想象。

　　对于这样一个飞奔的巨人，他怎么可能精益求精，一丝不苟呢？就像博尔特跑出9秒58世界纪录的同时，你还想让他保持姿势的优雅，再认真欣赏下沿途的风景，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们虽然没有形成工匠精神，但是我们的中国制造思维里，却把另一样东西做到了极致，那就是“速度为王”。

　　我2010年时参观了北京的一家机械公司，这家公司的总经理跟我说，他们原本是给意大利品牌代工的，08年金融危机，客户资金紧张，于是他们顺势推出了自己的品牌，品质略低，但是价格只有意大利公司的三分之一。短短一年时间，他们就把这家意大利公司在中国市场全线冲垮，而到了2009年，这家意大利公司撤销了在中国的办事处，而他们正在继续去海外攻城略地，把这家意大利公司从印度市场驱逐出去。

　　一个领跑者，精耕细作是维持优势的必须，但是作为一个追赶者，要忽略其他细节因素，先通过急速扩张占领市场，这个时候，在你前面的领跑者，因为组织规模过大，而市场份额急速缩小，头重脚轻，就很可能被你淘汰掉。

　　“速度为王”，这是中国作为一个后发现代化国家，在世界制造业历史上最伟大的一次实践，这也是“中国制造思维”中的精华。

　　第二个，是中国的机会太多了。

　　因为这三十多年的急速奔跑，中国出现了一个非常独特的现象，就是新旧两个时代的并存。我们这一代人是注定要被历史铭记的，因为我们每个人的一生都处在新旧时代交换的地平线上，既能看到新时代的朝阳，也能感受旧时代的黄昏。

　　就如同辛亥革命后，这个社会既有长袍马褂留着辫子的老古板，也有西装革履梳着分头的新青年，这两种人分属于两个完全不同文化，享有着两种完全不同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但是对不起，他们生活在同一个时代里。

   　80年代你刚卖两天小商品发了财，90年代股票就起来了，你刚玩上股票，00年代房地产又暴涨了，你房子还没捂热乎，10年互联网又来了，电风扇、钢铁、汽车、飞机、电脑、手机、大数据、云计算、工业4.0、人工智能……

　　这样一个三十年就从工业1.0飞奔入工业4.0的大时代里，永远有新的更有价值的社会分工不断出现，而人的协作却跟不上技术的发展，制度漏洞太多，套利机会也太多，所以过去的中国是一个冒险家的乐园，而不是一个工匠的田园。

　　社会的机会很多的时候，大家自然是追逐新机会，不可能把时间浪费在一件产出低又可能随时被替代的事情上。如果你看了《古惑仔》后心血来潮，非要跟自己较劲，耐住寂寞，十年磨一把绝世好刀，宝刀出鞘准备纵横江湖时，发现大家早跑到乐视网看《太子妃升职记》去了，逗比卖萌成为了社会主流，谁还跟你舞刀弄剑啊。

　　这就是过去的中国，当更好的新机会不断出现的时候，你固执的守在自己那个世界里精益求精，这不是精神，这是愚蠢。

　　第三个，就是中国的企业家普遍没有安全感。

　　中国的市场从封闭到逐步开放的过程中，一部分市场和价格充分竞争，另一部分市场和价格还处于垄断，这个巨大的断层形成了一个历史性的制度套利机会。而中国的老一代企业家的崛起，普遍依赖于这种制度套利，想套利，就需要关系，有了关系，就需要打点关系。这些人多多少少都有点原罪的，说不定哪天因为哪个官员的事就被清算了。

　　如果你一只脚在监狱里，一只脚在国外，那你自然是想捞一把就走。工匠精神，“严谨”、“坚持”、“耐心”这些东西，都是需要时间的，需要一个长期确定性的未来的，如果你连自己的明天在哪都不知道，哪有心思研究这些东西。

　　另外，即便不被清算，关系也是有时效的，一朝天子一朝臣，你跟设备部长关系好，可是这个部长可能只干三年，所以你三年内必须赶紧赚钱，过期作废。这样谁还有心思去精益求精呢，等你三年后求精结束，部长换了，他只用他关系好的供应商，你再精，连供应商清单都进不去，有什么用呢。

      因为这三个原因的叠加，过去三十年的中国，不是很可惜没有工匠精神，而是当时根本就不该有什么工匠精神。

　　至于很多人说的，没有工匠精神是因为我们处于产业链的低端，利润低，所以不能把质量做好，我完全不能苟同。

　　价格从来不是理由。

　　中国制造业里没有的工匠精神，在互联网行业中却非常普遍。中国的互联网产品经理对于产品的极致追求，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每一个键每一个位置都要经过十几版甚至几十版的迭代，甚至连美国互联网界都不得不承认中国互联网产品的用户体验，并不逊于他们。

　　但是你注意，这些互联网产品可都是免费的！所以精益求精这件事本身，跟价格和利润并没有正相关的关系，它是由竞争的标准决定的。开放的互联网行业里，用户用脚投票，你体验不好就没人用。而封闭的制造业里，评标专家们靠关系投票，你体验好不好根本不重要。

　　产业链的位置更不是理由。

　　我曾经看到一份报道，采访一个给人代工生产童车的老板。

　　记者问：为什么你贴别人的牌子，价格又不便宜，你还能有这么大的销量？

　　老板说：他们要的东西，只有我有啊。

　　记者问：为什么牛哄哄的沃尔玛也让你说了算？一块蛋糕，由你主刀来切？

　　老板说：他们的问题，只有我有能力解决啊。

　　记者问：为什么只有你有，只有你能解决？

　　老板说：因为我关注消费者需求啊，因为我努力理解消费者啊。

　　“比如那张床，我知道消费者舍不得扔掉孩子才睡了一年的婴儿床，希望能用得更久；比如那个摇马，我知道消费者不愿意婴儿车推出去是个物件，搁家里是个累赘；比如那个变形金刚般的童车，我知道消费者有时候怀里抱着宝宝，只腾得出一只手。”

　　明白了吗，微笑曲线从来都是个伪命题，代工贴牌并不是天然就比品牌科技低级，真正低级的是你因为自己是代工就从来不动脑子。在价值链条上，“设计”、“品牌”和“科技”可以称王，“制造”、“集成”甚至“物流”未必就不能称霸。真正能够占据价值链主导权的，一定是那个最终能为整个价值链创造增值的环节，和你价值链上的位置从来就没有关系，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所以工匠精神这个东西，是有背景的，在不同的时期你的需要也不同。比如说在企业早期的时候，你要快速地去了解用户、了解市场，这时候你如果不了解你的方向，你拼命地去弄工匠精神，可能铁杵磨成针，然后发现这个针根本没人用。而当企业大到一定的时候，如果你继续疯狂地生长，缺乏工匠精神，可能最后变成了快就是慢、慢就是快了。

　　中国现在的规模是足够大了，发展速度也降下来了，是该开始追求工匠精神了。

　　但是你会发现，这个事挺难的，因为我们始终是一个对上负责的组织结构。

　　一个小姑娘，早上出门前可能用一个小时的时间给自己化妆，精雕细刻，但是到了公司处理工作时却会敷衍了事。同样一个人，有时有工匠精神，有时就没有，因为脸是她自己的，而工作是老板的。

　　“工匠精神”为什么不叫“工人精神”？因为工匠是独立人格，对自己的产品负责，同时享受精益求精的成果，所以他重视细节。而工人是对领导负责，他只关心领导关心的事。而领导恰恰是最不可能关心细节的人，职位使然，管的人和事太多，他必须更关心方向。你只对领导负责，不关心实际，只揣测圣意，必然会形成浮躁、短视、投机，这是制度使然，无关人品。

　　汉朝时，我们的人才选拔制度叫“举孝廉”，可是“孝廉”这东西不好判断，所以最终的结果就是，谁家总是当官的，谁就孝廉，所以有那个四世三公的袁绍，这就变成了世袭。

　 “工匠精神”的道理是一样的，它之所以没办法实现，因为它是“德”，而不是“才”。“德”这个东西，只能主观理解，却不能客观判断，你以“德”为标准，而不是“才”为标准，最终的结果一定是，谁跟媒体关系好，谁跟地方政府关系好，谁就有工匠精神。

　　仅靠道德感化和形象宣传，无异于“在宇宙中心呼唤爱”，形式大于实际。而德国和日本这种工匠国家，我们与其说他们有工匠精神，倒不如说是一种工匠习惯。这个习惯，是由一整套高品质高标准的工匠制度，和对违规者的严厉惩罚构成的。这就是为什么当年仅一墙之隔，西德以高品质闻名于世，而东德却乏善可陈，以主观的“德”为社会标准，人治大于法治，立法不严，选择性执法，建立不起工匠制度，就没有工匠习惯，更不可能有工匠精神。

　　今天我们真正要学的，是工匠制度，用制度养成制造业的工匠习惯，再把工匠习惯升华为工匠精神。

　　制度——习惯——精神，这是中国制造文艺复兴所的必经之路，而这条路不能靠儒家，必须要靠法家。

　　别用“工匠精神”的浪漫，掩盖“工匠制度”的缺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