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改革深化之年：三去一降一补“硬骨”难啃

2017年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之年。日前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深入推进“三去一降一补”，推动五大任务有实质性进展。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主任、首席经济师祝宝良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所有人都受益的改革已经结束了。剩下的改革都涉及利益的调整，必然会有人受益，也有人受损，都是难啃的硬骨头。

过去一年在去产能、去杠杆、降成本等任务中存在的难题和困境，依然会成为2017年供给侧改革的挑战。多位专家表示，去产能应适度优化、更具弹性，并与技术升级和产业调整结合起来；去杠杆的关键是增强非金融企业的自生能力，抑制金融市场中炒作力量所带来的金融杠杆；降成本除了减税、降费，还应推动经济社会改革，这才是降低企业负担的根本出路，也是更加艰巨的任务。

去产能之难

2016年全年钢铁4500万吨、煤炭2.5亿吨的去产能目标任务都已经提前完成。大部分省份都宣布超额完成全年目标，江西、陕西等去产能任务较少的省份甚至在一年之内完成了整个“十三五”钢铁去产能的目标任务。

行政手段去产能带来了立竿见影的效果，然而目标完成的背后，钢企煤企的债务问题仍在；规模较小、设备相对落后的民企钢厂承担了2016年去产能的大部分任务；防止去产能过程中的逆向淘汰值得关注；价格好转、行业效益提升的背景之下，过剩产能是否存在着死灰复燃的可能性；大批人员如何安置，这些都是新的一年去产能工作需要考虑的问题。

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锦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去产能过程中面临三大难题：钱从哪里来，人往哪里去，债到哪里销。目前来看，去产能资金相对容易解决，去产能既有国家基金保障，也有央企自己的资金撬动。但是人员安置和债务问题依然面临着很大的压力。2016年去产能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也积累了一些经验，接下来进入攻坚期和收尾期会更加困难。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专家李全功表示，尽管2016年钢铁已提前完成4500万吨去产能的任务，但只是从量上来说的，还有许多债务、冗员等问题并没解决。其中钢铁国企的冗员大部分是以转岗方式内部消化的，冗员的包袱还是在国企身上背着。大量去产能钢企的债务还搁置着，而国企的债务规模过于庞大，频频出现的债务违约警示风险犹在。

据中国联合钢铁网首席分析师胡艳平统计，2016年去掉的钢铁产能中，民企占据了73%的比重。胡艳平表示，目前吨材亏损超过50元的钢厂清一色的是国企，相较之下，民营钢厂盈利要好很多，前9月盈利超过4亿元的民营钢厂已达到32家。全联中小冶金企业商会原名誉会长赵喜子也指出，在2016年河北去除的1600万吨产能中，约97%的去产能任务是由民企完成，3%~5%由国企完成。

当民企的过剩产能已经去除殆尽，接下来国企去产能的硬骨头将更加难啃。李锦表示，这一轮去产能，年初担心的下岗潮并没有出现，大部分去产能企业采用了转岗、提前退休等多种方式来安置员工，这保障了去产能的平稳推进，但是却给企业带来更大的负担。

去产能过程中，刚性的去产能政策与灵活的需求波动之间存在矛盾，部分行业的供给无法对需求变化做出及时反应，导致了阶段性、局域性的供给不足，进而导致价格和企业利润大涨，从而降低了去产能的意愿。

面对这种局面，光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徐高认为，2017年的去产能政策可以在保持现有基调不变的基础上适当优化。供给侧的去产能和需求侧的稳增长需要有机结合，去产能要更具弹性，更多发挥行业自律的作用。

此外，去产能政策可以更有机地和技术升级与产业布局调整结合起来。“2017年去产能政策可以有更大空间来关注相关行业的长期健康发展。相应地，可以通过引导技术进步、提升环保要求等方式推进行业的新陈代谢，在抑制产能过剩的同时实现行业的优化升级。”徐高表示。

去杠杆之忧

大约17年前的那场债转股，是当时应对危机的权宜之计，对国企的转变机制、治理结构和经营管理，没有实质性的促进，反而掩盖了企业的部分内在问题。一些本应破产退出市场的企业，得以苟延残喘，这些企业今天不少沦为僵尸企业。

2016年10月，随着国务院《关于积极稳妥降低企业杠杆率的意见》（下称《意见》）的发布，中国新一轮债转股大幕正式拉开，明确政府不兜底、不搞“拉郎配”，“僵尸企业”也不会有免费午餐。业内人士分析，如果没有对上一轮债转股的反思和总结，加上缺乏监督，那么走弯路的概率就会提升。

攀钢集团原副总经理周家琮认为，实行债转股如果仅仅是表面上看企业资产负债表好看了，银行不良资产降低了，那其实只是不良资产的转移和包装，并没有解决任何实质性问题。反而可能掩盖企业债务和银行不良资产危机，贻误结构调整、企业转型和去杠杆的时机，继续扭曲金融资产配置，误导决策和改革。

他建议，下一步，解决这些企业的问题，应该把着眼点放在企业内部的改革和管理上。不应该企业造成巨额亏损无人负责、不了了之，通过债转股让国有银行其实是全民买单。

李锦也认为，与上一轮债转股政策性一刀切不同，这一次债转股思路是市场化、一企一策、政府不兜底。债转股毕竟是降低企业杠杆率的治标之举，只对于部分有发展前景、易于盘活的企业适用，不能全都采用债转股的方式降杠杆为企业脱困，把风险和包袱转移到银行机构身上，债转股不应该大范围推广。

望正资本全球宏观对冲基金董事长刘陈杰撰文表示，“去杠杆”任务进展缓慢，2016年中国经济整体还在加杠杆。我国的“去杠杆”问题具有结构性特征，整体的杠杆率水平高其实并不意味着风险就会爆发。目前高杠杆的压力主要来自于非金融企业部门，特别是产能过剩行业的国有企业部门。这部分杠杆率未来可能向政府部门或居民部门腾挪，但问题的关键是增强非金融企业的自生能力，而不是简单搬移杠杆。

刘陈杰认为，目前金融周期处于高涨阶段，这一时期“去杠杆”，更加应该注意到信用风险对实体经济和金融体系的冲击。从一些治标的政策措施看，比如“债转股”、地方政府债务置换等可能缓解暂时的债务压力，但根本还在于提高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并进行金融监管体制改革。

2017年，央行货币政策基调提法虽然仍是“稳健”，但其内涵已经发生明显变化，去杠杆、挤泡沫、防风险将成为政策考量的重要甚至是首要因素。徐高表示，2017年，去杠杆仍将是宏观政策的核心任务之一。中国去杠杆的重点应该放在抑制金融市场中炒作力量所带来的金融杠杆。而对中国全社会总债务规模所对应的这一杠杆，需给其健康有序增长留出空间。

降成本之艰

近日第一财经CEO周健工访问福耀玻璃集团董事长曹德旺的视频走红，并持续刷屏。曹德旺一席话，引发了社会公众对税负问题的再次激辩。现在经济形势严峻，企业对于税负的感觉尤其强烈。劳工成本升高，税收负担过重，落后产能过剩，金融和房地产挤压实体经济。这些问题，都是制约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瓶颈，也是改革的刀刃所向。为什么国家一直在减税，企业却觉得税负升高了？

今年上半年，天津财经大学李炜光教授率领课题组对民营企业家税费负担进行了调研。调查发现，87%的企业家认为税收负担很重和较重。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分析，单就制造业税负来说，中国跟美国相比，中国企业承担的税负的确要高。主要是因为中美税制不同，美国针对企业的税收较少，主要以家庭、个人缴税为主；而我国增值税是第一大税种，主要对企业征收。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专门提出“着力振兴实体经济”，把振兴实体经济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任务，并且就降成本、补短板提出了非常具体的改革方案，明确要求降低各类交易成本特别是制度性交易成本，减少审批环节，降低各类中介评估费用，降低企业用能成本，降低物流成本等。

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李万甫近日撰文称，国家应加快清费立税进程，切实将适合税收形式征缴的收费项目、基金项目改为税收。在明晰政府事权和规范政府支出的前提下，控制政府规模膨胀，减少政府对社会资源的强制占有和使用的份额。

刘尚希则对媒体表示，从长远来看，减税仍有必要。但减税相对容易，更难的是推动经济社会改革，这才是降低企业负担的根本出路，也是更加艰巨的任务。